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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阳生春又来******

  【节气里的韵味中国】

  作者:张汀 单位: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已至,农历壬寅年也行将结束。在冬至这一天,白天在全年间达到最短,黑夜达到最长。南朝崔灵恩《三礼义宗》载:“(冬至)有三义:一者阴极之至,二者阳气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谓之冬至也。”自冬至起,白昼逐日增长,太阳往返运动进入新的循环,因此古人认为天地阳气自此时起开始兴作渐强。冬至象征着新生,预示着否极泰来,万象更新,故从古至今都被视为吉日。

冬至阳生春又来

12月17日,在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雪落在植物上。新华社发

  那么人们都是怎么庆贺“大如年”的冬至的呢?《汉书》中记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后汉书·礼仪》有云:“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仅要放假,还要修养身心,相互庆贺。仪式方面,要挑选“八能之士八人”,鼓瑟吹笙,奏“黄钟之律”。《晋书》中也有“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其仪亚于正旦”等记载。可见在一千多年前,冬至在皇家就已经颇受推崇,选择在太阳回返的日子里行祭祀天地的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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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建塘镇植物结霜。新华社发

  到了唐宋年间,冬至的地位与元旦近乎平起平坐。关于民间百姓的庆祝方式,在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写明:“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一如年节。”宋末元初的《武林旧事》这样记载冬至:“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仪,而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沓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往来如云。岳祠城隍诸庙,炷香者尤盛。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谓之‘做节’。”可见,在皇家的影响下,冬至在民间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也颇高。人们一年间努力工作,开源节流,只为在冬至假期时和家人穿上新衣、打扮妥帖,参与异彩纷呈的节日活动,过个开心体面的节日。

  到了明清时,冬至的地位更上一层。皇帝要亲自祭天,百官要进表朝贺。《帝京景物略》中记录了人们欢度冬至时的盛况:“百官贺冬毕,吉服三日,具红笺互拜,朱衣交于衡,一如元旦。”冬至在我国古代节日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无论君民,无论一年间经历多少辛苦,都要在这一天进行“贺冬”,普天同庆,好不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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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7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人们在吃汤圆时放上一勺桂花金橘蜜,寓意新的一年生活甜蜜,富贵吉祥,团团圆圆。新华社发

  到了20世纪初,民国政府开始学习西方,推行公历,在传统春节的基础上增设元旦节(公历1月1日),为保证其顺利推行,官方通过放假庆祝等活动表示对元旦的重视。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也沿袭了从古至今冬至的大部分传统节俗。于是近代以来,冬至在很长时间内被春节替代,地位大不如前。但关于冬至的点点滴滴,依然存在于许多人的记忆之中,也被许多文人墨客记录在他们的作品中,引起了更多人的共鸣。它是包天笑笔下“儿童辈”都“竞饮”的苏州“冬酿酒”;是汪曾祺笔下,家乡高邮的“炒米糖”“欢喜团”;是肖复兴笔下老北京沿街吆喝“萝卜赛梨”的“萝卜挑”;是林清玄描绘的吃完汤圆,全家围炉喝茶的温馨景象;是二月河叙述的一家老小,炒菜烫酒,祭祖宗,拜喜神,大快朵颐。

冬至阳生春又来

12月10日,在山东省枣庄市,人们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新华社发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会像前人一样,根据物候变化在生产生活上做出一些调整。姑苏人家依然酿米酒,北方居民依然包饺子,西南地区的羊肉汤香气四溢,汤圆依然象征中国人最希冀的团圆;还有九九消寒图、年画等给冬至增加亮色,人们祀家庙、设家宴、拜尊长,找回冬至往日的神圣与温暖,并在此基础上融入当代生活方式,为这个古老节俗增添了活力。

  春生冬至时。在这一年中黑夜最为漫长、春天悄然生发的时节,不如吃碗热汤圆。正如汪曾祺转述母亲的话:“吃完这碗汤圆,就又长大了一岁。”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2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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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丨戴维·兰普顿: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是个战略性错误******

  中新社北京12月31日电 题:戴维·兰普顿: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是个战略性错误

  中新社记者 王恩博 曾鼐

  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是近年来多国内政外交关注的核心议题。中国倡议的共建“一带一路”有效推动了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沿线国家经济增长。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助力全球更多国家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近期,美国推动七国集团(G7)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也预示着,欧美国家希望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扮演更重要角色。

  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中美能否合作?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展开对话。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兰普顿曾经长期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一职,被视作当今美国最权威的“中国通”之一。他表示,中国受益于经济一体化和区域互联互通,美国同样如此。就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而言,美国应当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尝试开展更多合作。中国发起的亚投行有助于让全球更多国家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美国没有加入其中是个战略性错误。

戴维·兰普顿。全球化智库 提供戴维·兰普顿。全球化智库 提供

  现将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王辉耀:你如何看待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近期的视频会晤?近期各类外交活动中释放出哪些关于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信号?

  戴维·兰普顿:在某种程度上,美中关系正处于自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以来最难以预料的时刻。借用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我认为美中双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正在进行一种循序渐进的尝试,以了解如何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处理两国关系。此刻与40年前相比已截然不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自然是中国经济的实力及其在塑造区域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能力迅猛发展。

  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的视频会晤可以给我们更多信心,因为这表明至少双方在处理好美中关系上都有强烈意愿。就两国领导人视频会晤这件事本身来说,我认为谈总比不谈好,这无疑是取得进展的第一步。

11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11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王辉耀:中美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误解。作为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需要强有力的中央协调。比如在建设三峡大坝、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时,国有企业发挥着独特作用。但在中国之外,人们对此不太理解。

  戴维·兰普顿:我认为就中国的历史而言,这是对的。中国有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必须应对更多的人口。美国人应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特殊情况。同时,中国也需要承认美国的特殊情况。中小型商业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即使最大的公司在多数情况下政府也很少或没有直接所有权。因此,在我们的政治中,私营部门或小企业会担忧如何与拥有国家背景的公司竞争。

  在过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未来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过程中,我们都希望美中可以发展出更多共同的经济实践,以减少两国间的紧张。我的基本感觉是,过去几年里,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没有加入CPTPP,而中国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让我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在我看来,美中两国必须重新尝试获得更多共同的成长。

资料图:中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图片来源:人民视觉资料图:中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王辉耀:你曾经做过一些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探索性研究,并著有《铁河:铁路与东南亚的中国力量》一书。能否介绍一下这本书?

  戴维·兰普顿:这本书是关于中国如何自力更生建立起一个高速铁路行业的故事。2000年左右,中国还没有高铁行业或高铁系统,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描述了中国如何为高铁系统建立技术和基础设施。第二部分则是关于中国如何与七个东南亚国家进行沟通,以建立一个有可能将他们与中国南部连接的铁路系统。

  有些人会问,这是一个中国“占领”东南亚的战略吗?我认为并非如此。撇开每个具体项目发展的好坏不谈,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出,邻国的富裕有助于中国发展,而如果中国周边国家想要致富,他们也需要与中国相连,与彼此相连。这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为亚洲实现经济现代化和一体化而作出的努力,并非中国“接管”世界或该地区的阴谋论。

新疆已有8座城市开行中欧班列,本土产品也能够借助“一带一路”走向海外。 李明 摄新疆已有8座城市开行中欧班列,本土产品也能够借助“一带一路”走向海外。 李明 摄

  王辉耀:通过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美国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美国最近同G7国家一起推出了“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这个计划和“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

  戴维·兰普顿:我个人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应该同意“世界需要基础设施”这一观点。两国经济政策之间的区别意味着美国不会像中国一样在世界各地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如此大作用,但我认为美国应该尝试,如果有机会,我们应该与更多朋友合作、与中国合作。

  总的来说,美国将在世界范围内采取更多行动。就像中国从这种一体化和连通性中受益一样,如果美国要实现规模经济,我们也需要与更大市场形成更紧密的联系。所以我认为美中两国正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同时,我也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亡。这是现实,美国正重新回到“全球化”这个游戏中来。

  随着时间推移,“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也在发展,中国参与了世界上许多地区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在积累应对不同情况的经验。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在不断学习,也变得更加慎重。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有所放缓,国内需求也很大,或许中国人自己也会问:我们国家的人才、资源和技术向外应该投入多少,又该留给国内发展多少?

  我试图告诉西方观察家,至少按照我的理解,中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讨论,正在探索更健全的政策,而不是在财政上过度投入。我一直认为,中国发起亚投行的一个原因是,能够让中国以外的更多国家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在我看来,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没有加入亚投行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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